1978年开始出现的走私录音机，是中国内地融入全球电子信息浪潮之中的第一种新型家用电子媒介。在此时期，许多内地民众之所以愿意花费大约一年的工资，去购买一台走私录音机，既与人们日益重视个体自我的日常消费欲望有关，也与人们不满足于内地媒体的传统宣传方式有关。本文认为，走私录音机的流行，不仅意味着共和国时期真正具有市场意义的消费者与现代传媒意义的受众诞生，而且还表明，新型电子信息技术与电子文化有力催生并推动当代中国的社会与文化变迁。